“原来所谓的心理咨询,就是把你的伤口重新撕开给你看。”
“他说的这些我都知道,可知道了又怎样呢?我还是这样……”
心理咨询是一项专业助人活动,咨询师自然希望自己能让当事人发生心理和行为上的改变。当然,这种改变结果是指向“好”的,当事人对改变过程的体验也希望是“好”的。但很遗憾,有时当事人会对心理咨询或咨询师产生负面体验,而且这并不罕见。
这些负面体验或是源于“改变的必经之路”,或是源于“咨询师的失误或胜任力不足”,也或许是源于“双方不搭”……但无论来自哪里,尽管这不总是意味着当事人“恶化”,可一旦处理不当,都会伤害到当事人。找出这些负面体验,无疑能让咨询师更加明确地知晓“什么可为、什么不可为”,让当事人真正能够从心理咨询中获益。
有学者通过质性元分析的方法,归纳了四类当事人眼中心理咨询的负面体验 (Vybiral et al., 2023):
01 咨询师的不当行为和态度
02 咨询关系中的阻碍
03 咨询契合度不足
04 咨询的负面影响
接下来,我们将跟随当事人的视角,共同来认识、拆解这四类心理咨询中的负面体验。与此同时,不妨想想看:“在我过去的心理咨询中,我是否也曾让当事人产生了这些体验呢?”
咨询师不恰当的行为和态度,常常是引发当事人对咨询不满的原因,其中包含了当事人对咨询师个人品质和行为的负面评价。无论咨询师本人是否有意表现出或确实存在以下行为和态度,至少在当事人视角,他们确实感受到了:
(1)咨询师不走心的倾听
“天哪,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?”
一旦当事人体验到这种被忽视的感觉,他们会认为咨询师觉得自己不重要,认为咨询师并不是真的关心自己。
(2)咨询师不准确的理解
“他总结的和我说的完全不一样。”
当咨询师全神贯注却仍无法准确理解当事人的感受、想法和体验时,当事人会有一种“碰壁”的感觉。
(3)咨询师不充足的胜任力
“我觉得他无法处理好这件事。”
如果当事人觉得他们的咨询师胜任力不足或缺乏经验,他们会感到不满,尤其是在多元文化胜任力和敏感性方面。
(4)咨询师对当事人的贬低
(5)咨询师对当事人的评价
“咨询师说我‘太信奉天主教’了。”
咨询师评价当事人,尤其在宗教、性偏好、性别认同等方面,也会让当事人产生负面体验。
(6)咨询师为了自身利益利用当事人
(7)咨询师其他不恰当的言语
“他在整个咨询过程中都不停地对我说教,而且还大喊大叫。”
当事人觉得有些咨询师很傲慢、很粗俗,会产生被咨询师责骂或训斥的感觉,觉得咨询师是“在伤口上撒盐”。
小贴士:这再次证明了Rogers所强调的无条件积极关注和共情对咨询效果的重要作用(Rogers, 1957)。
咨询关系的重要性已无需再过多强调。一旦当事人对咨询关系产生负面体验,无疑会阻碍咨询进程,影响咨询效果。同样地,无论“真相”是否如此,当事人的确会在咨询关系中感到:
(1)有距离和/或咨询师缺少共情
有时候,当事人会觉得咨询师离自己很远,缺乏联结,尤其是在给自己“贴病理标签”、不与自己合作时。
“我很失望,我无法与他相处!”
(2)不安全或不信任
信任是心理咨询的基础。一方面,当事人被迫进行自我表露,容易对咨询师产生不信任感;另一方面,当事人也会对咨询师产生一种“普遍”的不信任。
“我就是不信任他,我和他在一起很不舒服。”
(3)困惑或不确定
有些当事人会对心理咨询到底在做什么以及心理咨询的“规则”感到困惑,他们也不知道咨询师为什么要做某些事、说某些话,这都会让当事人感到困惑、厌烦或沮丧。
“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,好像这和我求助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关联”。
(4)和咨询师的人际匹配度不足
有时,咨询师和当事人会陷入一种“负性互动模式”,似乎改变很难发生。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就是“缺少化学反应”或者“不在同一条水平面上”(“不同频”)。
小贴士:这再次告诉我们,让当事人感到安全和信任、与当事人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同盟有多重要!
有些时候,不是因为咨询师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让当事人产生了负面体验,而是因为咨-访双方不够匹配。这体现在咨询的多个方面:
(1)对咨询实践的负面评价
这主要反应了当事人对咨询中一些具体设置的不满,例如咨询时长、咨询费用的调整、咨询师未能按时到达,以及接受了不想要的咨询方式等。
(2)感觉咨询未达到期望
一旦咨询效果和当事人的期望差异较大,当事人往往会感到非常沮丧、失望,觉得自己的问题没能得到“充分解决”。这种影响比较持久,但即便如此,有时当事人也会为咨询师“开脱”,认为“这不是咨询师的错”。
(3)感觉咨询方式不匹配
当事人可能会觉得咨询过程“太结构化了”或是“太没有结构了”。例如,有的当事人希望咨询师明确告诉自己“做这个,不要做那个”,有的当事人则希望咨询能更灵活一些。
(4)对咨询结束的不满
很多当事人将咨询的结束视为一个“脆弱时刻”,这可能是因为结束咨询的方式不够妥当,当事人害怕结束咨询后无法独自面对生活,还可能是感受到丧失和被抛弃。
小贴士:这提示我们,要考虑当事人的咨询偏好,尽可能为当事人提供与其偏好契合的咨询。当然,如果无法调和,及时、恰当转介也是咨询师专业胜任力的一个体现。
纵然不想面对,但我们不得不承认,有时当事人对咨询效果并不满意,甚至会认为咨询给自己造成了负面影响。这种情况下,无论事实如何,至少当事人确实觉得自己:
(1)没有改善或改善不足
一些当事人认为咨询没有帮助,“走两步退三步”,经常在“原地打转”,纯属是“浪费时间和机会”。
(2)咨询结束后问题增加
原本抱着想让自己变好的期待,但有些当事人觉得自己在咨询结束时,反而“变得更糟了”。
(3)对咨询过程感到恐惧
有些当事人会因为失控感而对咨询过程感到恐惧,这导致他们很难在咨询中表露自己,也阻碍了信任关系的建立。
(4)对咨询丧失动力或希望
如果咨询不成功,当事人会降低继续咨询的动力,也会犹豫是否还要再次求助。用当事人的话说就是,“说实话,我无法再坐下来,再经历一遍我曾经历的这一切。”
(5)在咨询中产生了不愉快的感觉
当事人经常提及各种由咨询师行为引发的不适感受,包括情绪被唤起但没能得到妥善处理,感到受伤、绝望、崩溃,对咨询师或自己感到愤怒,以及对咨询/咨询师产生依赖等。
(6)在咨询中引发了负性认知
最典型的就是自责,一些当事人会因咨询失败而怪自己,认为自己说错或做错了什么,认为“如果我再努力一些,效果可能会好得多”。
小贴士:这提醒我们,要审慎评估咨询效果,了解当事人对咨询过程和效果的预期,从而及时采取行动来改善当事人的咨询体验。
当事人眼中的负面咨询体验多种多样,有些是咨询师可以事先预防或规避的,有些则可能是咨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(Rozental et al., 2018)。
作为咨询师,我们需要认识到心理咨询的复杂性,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是一回事,当事人感受到什么又是一回事。带着自我觉察与反思,保持开放与关心,当事人的这些负面体验将会成为照亮咨询前路的“启明灯”。
最后,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“当事人体验之旅”——
“感受当事人的私人世界,就好像那是你自己的世界一样,但又绝未失去‘好像’这一品质”(Rogers, 1989, p. 226)。
如果你是咨询师,你的当事人曾对你产生过怎样的负面体验呢?你又是如何化解的呢?
如果你是当事人,你曾对咨询产生过怎样的负面体验呢?后来是否得以化解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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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 | 肖萍萍、李丹阳
审核 | 黄逸林
“原来所谓的心理咨询,就是把你的伤口重新撕开给你看。”
“他说的这些我都知道,可知道了又怎样呢?我还是这样……”
心理咨询是一项专业助人活动,咨询师自然希望自己能让当事人发生心理和行为上的改变。当然,这种改变结果是指向“好”的,当事人对改变过程的体验也希望是“好”的。但很遗憾,有时当事人会对心理咨询或咨询师产生负面体验,而且这并不罕见。
这些负面体验或是源于“改变的必经之路”,或是源于“咨询师的失误或胜任力不足”,也或许是源于“双方不搭”……但无论来自哪里,尽管这不总是意味着当事人“恶化”,可一旦处理不当,都会伤害到当事人。找出这些负面体验,无疑能让咨询师更加明确地知晓“什么可为、什么不可为”,让当事人真正能够从心理咨询中获益。
有学者通过质性元分析的方法,归纳了四类当事人眼中心理咨询的负面体验 (Vybiral et al., 2023):
01 咨询师的不当行为和态度
02 咨询关系中的阻碍
03 咨询契合度不足
04 咨询的负面影响
接下来,我们将跟随当事人的视角,共同来认识、拆解这四类心理咨询中的负面体验。与此同时,不妨想想看:“在我过去的心理咨询中,我是否也曾让当事人产生了这些体验呢?”
咨询师不恰当的行为和态度,常常是引发当事人对咨询不满的原因,其中包含了当事人对咨询师个人品质和行为的负面评价。无论咨询师本人是否有意表现出或确实存在以下行为和态度,至少在当事人视角,他们确实感受到了:
(1)咨询师不走心的倾听
“天哪,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?”
一旦当事人体验到这种被忽视的感觉,他们会认为咨询师觉得自己不重要,认为咨询师并不是真的关心自己。
(2)咨询师不准确的理解
“他总结的和我说的完全不一样。”
当咨询师全神贯注却仍无法准确理解当事人的感受、想法和体验时,当事人会有一种“碰壁”的感觉。
(3)咨询师不充足的胜任力
“我觉得他无法处理好这件事。”
如果当事人觉得他们的咨询师胜任力不足或缺乏经验,他们会感到不满,尤其是在多元文化胜任力和敏感性方面。
(4)咨询师对当事人的贬低
(5)咨询师对当事人的评价
“咨询师说我‘太信奉天主教’了。”
咨询师评价当事人,尤其在宗教、性偏好、性别认同等方面,也会让当事人产生负面体验。
(6)咨询师为了自身利益利用当事人
(7)咨询师其他不恰当的言语
“他在整个咨询过程中都不停地对我说教,而且还大喊大叫。”
当事人觉得有些咨询师很傲慢、很粗俗,会产生被咨询师责骂或训斥的感觉,觉得咨询师是“在伤口上撒盐”。
小贴士:这再次证明了Rogers所强调的无条件积极关注和共情对咨询效果的重要作用(Rogers, 1957)。
咨询关系的重要性已无需再过多强调。一旦当事人对咨询关系产生负面体验,无疑会阻碍咨询进程,影响咨询效果。同样地,无论“真相”是否如此,当事人的确会在咨询关系中感到:
(1)有距离和/或咨询师缺少共情
有时候,当事人会觉得咨询师离自己很远,缺乏联结,尤其是在给自己“贴病理标签”、不与自己合作时。
“我很失望,我无法与他相处!”
(2)不安全或不信任
信任是心理咨询的基础。一方面,当事人被迫进行自我表露,容易对咨询师产生不信任感;另一方面,当事人也会对咨询师产生一种“普遍”的不信任。
“我就是不信任他,我和他在一起很不舒服。”
(3)困惑或不确定
有些当事人会对心理咨询到底在做什么以及心理咨询的“规则”感到困惑,他们也不知道咨询师为什么要做某些事、说某些话,这都会让当事人感到困惑、厌烦或沮丧。
“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,好像这和我求助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关联”。
(4)和咨询师的人际匹配度不足
有时,咨询师和当事人会陷入一种“负性互动模式”,似乎改变很难发生。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就是“缺少化学反应”或者“不在同一条水平面上”(“不同频”)。
小贴士:这再次告诉我们,让当事人感到安全和信任、与当事人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同盟有多重要!
有些时候,不是因为咨询师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让当事人产生了负面体验,而是因为咨-访双方不够匹配。这体现在咨询的多个方面:
(1)对咨询实践的负面评价
这主要反应了当事人对咨询中一些具体设置的不满,例如咨询时长、咨询费用的调整、咨询师未能按时到达,以及接受了不想要的咨询方式等。
(2)感觉咨询未达到期望
一旦咨询效果和当事人的期望差异较大,当事人往往会感到非常沮丧、失望,觉得自己的问题没能得到“充分解决”。这种影响比较持久,但即便如此,有时当事人也会为咨询师“开脱”,认为“这不是咨询师的错”。
(3)感觉咨询方式不匹配
当事人可能会觉得咨询过程“太结构化了”或是“太没有结构了”。例如,有的当事人希望咨询师明确告诉自己“做这个,不要做那个”,有的当事人则希望咨询能更灵活一些。
(4)对咨询结束的不满
很多当事人将咨询的结束视为一个“脆弱时刻”,这可能是因为结束咨询的方式不够妥当,当事人害怕结束咨询后无法独自面对生活,还可能是感受到丧失和被抛弃。
小贴士:这提示我们,要考虑当事人的咨询偏好,尽可能为当事人提供与其偏好契合的咨询。当然,如果无法调和,及时、恰当转介也是咨询师专业胜任力的一个体现。
纵然不想面对,但我们不得不承认,有时当事人对咨询效果并不满意,甚至会认为咨询给自己造成了负面影响。这种情况下,无论事实如何,至少当事人确实觉得自己:
(1)没有改善或改善不足
一些当事人认为咨询没有帮助,“走两步退三步”,经常在“原地打转”,纯属是“浪费时间和机会”。
(2)咨询结束后问题增加
原本抱着想让自己变好的期待,但有些当事人觉得自己在咨询结束时,反而“变得更糟了”。
(3)对咨询过程感到恐惧
有些当事人会因为失控感而对咨询过程感到恐惧,这导致他们很难在咨询中表露自己,也阻碍了信任关系的建立。
(4)对咨询丧失动力或希望
如果咨询不成功,当事人会降低继续咨询的动力,也会犹豫是否还要再次求助。用当事人的话说就是,“说实话,我无法再坐下来,再经历一遍我曾经历的这一切。”
(5)在咨询中产生了不愉快的感觉
当事人经常提及各种由咨询师行为引发的不适感受,包括情绪被唤起但没能得到妥善处理,感到受伤、绝望、崩溃,对咨询师或自己感到愤怒,以及对咨询/咨询师产生依赖等。
(6)在咨询中引发了负性认知
最典型的就是自责,一些当事人会因咨询失败而怪自己,认为自己说错或做错了什么,认为“如果我再努力一些,效果可能会好得多”。
小贴士:这提醒我们,要审慎评估咨询效果,了解当事人对咨询过程和效果的预期,从而及时采取行动来改善当事人的咨询体验。
当事人眼中的负面咨询体验多种多样,有些是咨询师可以事先预防或规避的,有些则可能是咨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(Rozental et al., 2018)。
作为咨询师,我们需要认识到心理咨询的复杂性,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是一回事,当事人感受到什么又是一回事。带着自我觉察与反思,保持开放与关心,当事人的这些负面体验将会成为照亮咨询前路的“启明灯”。
最后,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“当事人体验之旅”——
“感受当事人的私人世界,就好像那是你自己的世界一样,但又绝未失去‘好像’这一品质”(Rogers, 1989, p. 226)。
如果你是咨询师,你的当事人曾对你产生过怎样的负面体验呢?你又是如何化解的呢?
如果你是当事人,你曾对咨询产生过怎样的负面体验呢?后来是否得以化解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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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
Rogers, C. R. (1957).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THERAPEUTIC PERSONALITY-CHANGE.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, 21(2), 95-103.
https://doi.org/10.1037/0022-006x.60.6.827
Rozental, A., Castonguay, L., Dimidjian, S., Lambert, M., Shafran, R., Andersson, G., & Carlbring, P. (2018). Negative effects in psychotherapy: commentary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. Bjpsych Open, 4(4), 307-312.
https://doi.org/10.1192/bjo.2018.42
Vybiral, Z., Ogles, B. M., Rihacek, T., Urbancova, B., & Gociekova, V. (2023). Negative experiences in psychotherapy from clients' perspective: A qualitative meta-analysis. Psychotherapy Research.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.
https://doi.org/10.1080/10503307.2023.2226813
Rogers, C. R. (1989). The Carl Rogers reader. (H. Kirschenbaum & V. L. Henderson, Eds.). Houghton, Mifflin and Company.
编辑 | 肖萍萍、李丹阳
审核 | 黄逸林